■和平縣彭肖屋山發現的雞形壺 市博物館 供圖
■每年的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小朋友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河源恐龍博物館。凌麗 攝
■源城區河灘頭新石器遺址，在這里曾采集到新石器時代的各種石器136件。 凌麗 攝
河源于1988年1月建市，30多年來，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在河源廣闊的土地上，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除了挖出大量恐龍蛋化石，也經常在河流兩岸挖出肇啟了文明初始之光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些遺址表明，東江流域孕育和發展起來的東江文明，是嶺南文明的組成部分，有著很深的內涵。
他們聚居于東江兩岸
常在新豐江邊散步的人們，通常會經過源城區源西街道莊田村的一處河灘頭，若不是一塊石碑和一塊牌子，他們不會知道，這塊已經變得平整的河邊草地，竟是5000多年前先民們的石器加工場。在這里，一條蜿蜒清澈的小河流過，岸邊圓石磊磊。倘若時空重疊，在灌木叢生的河畔，我們可以看到穿著粗糙衣物的先民，手起石落，打制手中的石器，有的制作砍木挖土的石錛，有的在磨制狩獵用的石鏃，使得它們通體磨光，更容易把握與使用。
2004年，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新豐江大壩下的莊田村考察時，在一個不到400平方米的小山包上，采集到新石器時代的各種石器136件。其中。有一石錛長達35厘米，寬25厘米。經省考古所專家現場考證，該遺址是新石器晚期的石器加工場，具有非常明顯的石硤文化時代特征，在全省乃至嶺南也屬罕見。
這些先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嗎？東江流域發現的眾多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究竟說明了什么？今河源轄區內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與全省、全國、全世界，又有怎樣的聯系？
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曾采集了1.2萬多名中國人的Y染色體進行分析后發現，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類一樣，是6萬多年前從非洲走出來的。云南元謀人、陜西藍田人和北京猿人很早就滅絕了，其基因對今天的中國人沒有影響。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認為，智人最早是從云南和珠江流域進入中國的，來到中國后，又很快向北遷徙，迅速遍布中國大地。進入新石器時代后，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許多文明中心，如北方的紅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東方的龍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地區的三星堆文化（張宏杰《簡讀中國史》）。
河源是在珠江干流——東江流域重要城市發現的人類活動遺址，以新石器時代為多。
廣東省內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不算多，到新石器時代，發現數量連年增加，尤其以晚期的文化遺存數量更多、分布更廣。其中，石硤文化（距今約4000—5000年，大約和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或龍山文化相當，主要分布于東江和北江流域。）是廣東新石器晚期的代表，以使用有段或有戶石錛、幾何印紋陶、隨葬大量玉石琮、璧、玦等貴重飾物以及種植水稻和出現聚居村落作為自身的文化特征，同類遺物見于河源、南雄、始興、翁源、封開等地，構成廣東原始人類另一聚居區（《廣東粵民的形成》，載《國際漢民族研究》）。粵東、粵中東江地區，以崗丘遺址為主，以龍川坑子里遺址為代表，石器工具以有段石錛和梯形石大錛為主，陶器則有夾砂陶和印紋軟陶（《廣東美術史》P10）。
目前在河源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已100多處，隨著時間推移、萬綠湖水位下降、市民保護意識提高，這些遺址仍在不斷地被發現。目前，河源重要的發現有龍川坑子里遺址、荷樹排遺址，連平黃潭寺遺址、高棟遺址，和平謝屋背遺址和源城河灘頭遺址等。
他們彼此溝通、聯系密切
有河流的地方，就可能有文明的誕生。
市博物館有關負責人介紹，人類逐水而居，這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也多沿著江河臺地分布，多在水流轉彎處和兩水匯合處。在河源發現的這些遺址，無不說明了這點。
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顯示，整個東江水系的考古調查，發現代表東江文明的古遺址，河源138處、惠州10余處、東莞10余處、深圳10余處，僅和平縣確認的代表性古遺址就有116處，標識東江文明起源的早期古代遺址（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戰國時期）占了95％，集中分布在和平縣東江兩岸的小山崗上，山下都有比較開闊的河谷盆地。和平大壩鎮的丘陵小盆地更是古代遺址的集中分布區（先秦遺址40余處）。和平縣這116處之多的先秦遺址，又占整個東江流域古遺址的75%。
“從資料上看到，整個河源地區的古遺址就有138處之多，我非常震撼，特別是先秦時期的遺址，這對整合和重塑東江文明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東江文明記憶很重要部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麻國慶于2010年在和平縣舉辦的“東江文明與地域文化研討會”上如是表示。
從這些深厚豐富的文化堆積中，考古專家認定，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時期至商周時期，這里曾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古人類部落活動之地。
2003年，粵贛高速公路延至連平大湖。省考古專家在勘探時發現高棟遺址，此遺址為古人類在此燒制陶器的窯址。其文化內涵顯示，相當于曲江馬壩人（石硤遺址）第二期文化，屬于新石器時代偏早階段。
同樣是因為粵贛高速公路施工，考古專家在距和平縣城10公里處的鵝塘村發現新石器時期墓葬，出土了三足盤、釜形鼎等夾砂陶器，與韶關曲江馬壩石硤墓地出土器物相同，屬于石硤文化遺存。
嘉應學院政法學院教授劉向明認為，從這些發現來看，“不可否認地存在著由西向東的水網通道。無疑，東江是這條水網通道中的重要一環。”他認為，這由西向東的水網，即西江—珠江—東江—龍川（水陸轉換）—梅江—韓江—汀江（《客家河源》，房學嘉等主編）。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多次強調：“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產生的。”在六七千年前還沒有道路的時代，各個文明中心之間就開始了交流。“到了約公元前4000年，我們就看見了一個會持續1000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開始，那就是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系起來，而且它們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徐良高《中國民族文化源新探》）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書記、著名人類學家周大鳴過去20年都在研究一些和流域相關的以及流域族群互動的課題，其中之一是珠江文明與族群互動的研究，但珠江文明的研究尚未廣泛進入學術視野或者說世人關注的焦點。他認為，東江流域是珠江的三大支流之一，和西江、北江共同構成珠江水系，東江流域的族群與文化，也成為珠江流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專家認為，東江流域孕育和發展起來的東江文明，是嶺南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具有很深的內涵。狹義地講，東江文明是指分布于東江兩岸的人類早期文明（新石器時期到春秋戰國前），廣義地說，東江文明從內涵上，包含了東江流域史前文明和秦漢以后的文明（特別是東江客家的文化特質和區域分布）。
他們打獵、種地、織布
在河源，從目前已知資料上來看，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最早時間，在1956年11月。彼時，廣東省文物考古工作隊曾組織一個5人考古調查組到新豐江、連平水、忠信水等沿岸調查，歷時13天，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27處，獲得石器264件、陶片上千件。其中，有24處遺址發現石器，器型有斧、錛、鑿、鏃、刀、環、穿孔石墜等。
在東江流域的燈塔一帶及龍川老隆，曾發現一些零星分布的礫石打制石器——這明顯是古人類活動留下的痕跡，其中二級階地年代與東源上莞必壽洞化石動物群的年代大致吻合。
石錛又可以稱作石鋤，絕大多數是礫石磨制而成，是新石器時代用于砍木挖土的工具，一般呈梯形，正面平直，背面斜削，單面斜刃，用藤條或繩索捆綁在合適的木棍上使用。
1991年在和平東水鎮成源村發掘的一座新石器時代晚期土坑墓，墓中有石錛4件，而石鏃只有1件。1992年在和平附城龍子山新石器遺址出土有一把完整石鏟，用黃色礫石磨制，上端有一個雙面管鉆而成的圓孔，似是用一種比石器更為堅硬和鋒利工具加工而成。
這些遺址表明，四五千年前，河源大地上已遍布先民，他們大量磨制石器、燒制陶器。各地博物館工作人員分析，從已發現的石器中，用以挖土砍木的生產工具石錛，遠遠多于狩獵工具石鏃，說明當時人們已從單純采集野生動物和獵取野獸為主的依靠自然經濟，躍進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出現了原始的農業耕作和畜牧。
經過漫長的對自然界的初始探索后，先民披上用紡輪、麻絲簡單織成的布帛，尋找各種能填飽肚子的食物。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將石塊打制成所需的形狀，有意識地建造固定的房屋，有的住進了半地穴式房屋。
龍川荷樹排遺址出土有紡輪，證實那時的古龍川先民已經在生產簡單的衣服了。《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謂衣裳，當指用麻絲織成布帛而縫制的衣服。四五千年前，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龍川先民和居于軒轅（史學界公認軒轅在今河南新鄭）的黃帝一樣，披上了遮蔽身體并能保暖的衣服。
2018年3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河惠莞高速公路龍川鶴市段進行了為期數月的搶救性挖掘，現場除發掘出大量古人類使用過的石錛、石錐、石斧、石錘等石器，還有眾多陶紡輪的原始紡織工具。專家認為，其中一處遺址非常有可能是古人類的“紡織工坊”。
2003年8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梅河高速公路龍川縣登云鎮高嶺村荷樹排的施工工地搶救發掘出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春秋時期的大型人類活動遺址。荷樹排新石器時期古墓群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龍川地區進行的規模最大的考古發掘項目。
在龍川發現的新石器時期遺址有10多處，其中較重要的有佗城塔西村坑子里、佛子哥、龍母坪等遺址。在和平三角山遺址，陸續發現“米字紋陶類型”文化遺存。米字紋陶是戰國中晚期越國貴族使用的器具。
去年，河源久旱無雨，萬綠湖的水位下降至92米左右（豐水期為112米），為22年來的最低水位線，一些水下古文物“浮”出水面。粵北文物考古工作站（河源站）隊員在萬綠湖畔的東源縣新回龍鎮犁洞嶂、東星村，新港鎮楊梅村等處露出水面的山頭上，發現多處古人類活動遺址，現場撿拾的上百件石器和陶罐，大多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時期的石器、陶片、陶罐等古文物。
他們手把陶器慢烹食
在市博物館“先民足跡”部分，除了各地挖掘出來的石器，還陳列了不少陶器。
據市博物館有關負責人介紹，河源各縣區都有陶器遺址出土，分布廣泛，據不完全統計，共有47處，以連平縣、和平縣居多，占半數以上，大多分布在河流兩岸低矮的山崗上，相對高度10至40米，少數超過70米，多屬新石器時代晚期。
在明亮而柔和的燈光下，這些被修復過的陶器安安靜靜地展示在人們眼前。誰也不知道這樣的陶器，最早出于何人之手，也不知何人，意外發現一團濕泥掉進火堆焚燒后，竟然干透變硬，中凹之處可以盛放物品，從此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器用世界。陶罐“是一切博物館的精華部分，因為由陶罐所講述的人類歷史，恐怕比其他任何物品都要豐富。”（《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
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質陶、夾砂陶和印紋硬陶為主，常見器型有甕、罐、缽、釜、壺、碗等，主要分為炊食器、盛貯器和酒器三種。這些器型多樣、功能不一、是實用性很強的陶器，不僅改變了先民的飲食方式和飲食結構，而且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增強了適應自然的能力。
1985年，和平縣彭肖屋山發現了一件雞形壺，高10.3厘米，灰陶，沿上一端流口大，另一端流口小，形近上翹的雞尾，兩個口之間連接橋形提梁把手。除口沿與把外，通身拍印方格紋。次年，在和平大壩子頂山又發現一把流帶把壺，亦通身拍印方格紋。這兩件器物造型獨特，制作精致，底部凹底，制作手法相似，堪稱陶器中的精品。同類型的器物，只在龍川坑子里遺址和粵東的揭陽有發現，是新石器末期粵東與粵東北文化類型中的典型器物，距今約3500年。
市博物館有關負責人介紹，河源地區的陶器遺址多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以與石峽文化關系密切的連平黃潭寺遺址、和平小片山遺址為代表。黃潭寺遺址為人類居住遺址，分為早期、晚期文化，出土大量夾砂陶和石器。其早期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圈足器為主，器類有圈足罐、凹底罐、豆、器座、紡輪等，常見繩紋、條紋、編織紋、方格紋等紋飾，與石峽遺址第二期文化特征基本相同。
這些先民在嶺南大地上生存、繁衍著，他們制作工具，盡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慢慢地，他們發展出自己的語言，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后來被中原人認為“越人之俗好相攻擊”“斷發文身”。這是古越人的時代，也是一個將要被改變的時代。
本文參考資料：
《龍川往事——百粵首邑二千年》《和平文史》（第13輯）、《河源文博》（2019年第1期）、《博古河源》等
（轉載 2022年1月16日 河源日報河源史志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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