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分出河源、新豐、興寧、海豐等縣
■馬王堆出土的《長沙國南部地形圖》
■湖南郴州出土的“龍川長印”
秦始皇三十三年，龍川建縣，其后南越國建立后，趙佗廣推文字，“以詩禮化其民”，嶺南社會、經濟和文化得到發展，從氏族社會成為秦、漢帝國的郡縣編民。此后到南朝齊永明元年的700年間，典籍上對今屬河源的古龍川轄地人與事記載極少，但從古龍川縣不斷析土分縣，以及1500多年前析龍川地所置的河源縣多次析土置縣來看，這一帶的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口不斷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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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龍川人口不足萬戶
1994年，在湖南郴州國慶中路3號墓，發現了一枚“龍川長印”。在湖南發現了龍川的官長大印，這使得不少學者對此產生了興趣。然而這個墓葬的隨葬品的種類不多，數量也較少，似乎與縣官的身份不大相符。這是怎么回事呢？
這枚“龍川長印”為滑石質，印面正方形，邊長3.2厘米×2.9厘米，印刻篆隸體，背面有覆瓦形紐。墓為帶道的土坑豎穴，墓坑長3.8米、寬4米。隨葬品有小鐵刀、陶器罐、盒、鼎等。隨葬品的種類不多，數量也較少，似乎與秦末漢初縣令“大員”的身份不大相符。
有學者以這枚印為證，說明南海郡的龍川當時為長沙國屬地。湖南省博物館的曹學群認為，無論從《史記·南越列傳》《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還是從嶺南秦漢考古發現，及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等看，漢初長沙國不可能越過陽山關而領有龍川這一塊孤懸南越國腹地的“飛地”，更何況龍川是南越王趙佗的興王之地。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邱立誠認為，郴州出土的“龍川長印”并不能論定龍川曾是長沙國屬地，恰恰相反，這進一步證明長沙王吳芮曾虛封一位“龍川長”。曾任龍川令的趙佗，決不會將龍川行政長官一職從“令”降為“長”，而這位“龍川長”因從未到任，他的墓葬隨葬品與其身份不那么相稱也就完全可理解了。
邱立誠分析，秦漢時縣官有“令”和“長”之別，“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五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這枚印或許說明，龍川當時縣治百姓人口戶數實際不足萬戶。（邱立誠，《有關古廣信的兩項考古發現》）。
嘉應學院政法學院教授劉向明認為，長沙王吳芮虛封了一位龍川長，可見當時龍川設縣已有一定影響，或許說明初置的龍川縣，多為駐守的軍隊。（劉向明，《從考古發現看東江在嶺南古史演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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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帛書暗藏著連平的秘密
秦漢時期的今連平縣（那時并無“連平”地名），因在邊界，先后為南海郡龍川縣、桂陽郡湞陽縣轄地。
漢高祖劉邦在公元前202年，將嶺南三郡（象郡、桂林、南海）“虛封”給長沙王吳芮，為南越王趙佗樹了個勁敵。這使得南越王趙佗一直對長沙國深感不安，同時，也對長沙國背后的漢王朝時刻戒備。
這可從1977年馬王堆三號墓（利豨墓）出土的兩幅地圖上一見端倪。
其一是《長沙國南部地形圖》，據學者研究，該圖應為屠睢樓船軍遠征南越時的軍用地形測繪圖，所繪區域大致為今湖南、廣東兩省及廣西部分地區，其主區在長沙國，鄰區在南越國，此圖一大特點是河流繪得十分詳細，有兩國境內大小河流30余條。專家認為，這些河流大都分布在西漢與南越國交界帶，在突出標示長沙國防守區內山川形勢的同時，盡可能把敵方可能發動進攻的路線珠江水系加以標示。南越國與長沙國隔著高山峻嶺，“車道不通”，軍隊物資運輸高度依賴水路。同時，南越軍隊“習于水斗，便于用舟”，要防范南越國大軍，必須對水路嚴加防范。
另一幅被專家命名為“駐軍圖”的地圖顯示，漢軍預備隊和加強部隊都設在桂陽郡九嶷山一帶，此處距南越國北界、連江上游的陽山關不足百里。通過地圖可以發現，長沙國南面防區并不按照嶺南地理的自然形勢區分，而是嵌入南嶺山脈南麓，同相鄰的南越國形成犬牙交錯狀，如一把尖刀插入南越國，時刻威脅著南越國的安危。今屬河源的連平縣，時屬馬王堆帛書地圖上的“桂陽縣”，是長沙國屬地。有專家曾提出這樣一個說法：當時連平地方既是漢朝防范南越的橋頭堡，又是長沙國與南越國商貿往來的關市之一。
余天熾等著述的《古南越國史》認為，南越國北界，應西起今廣西三江、龍勝縣南境，經興關嚴關，東南折向恭城、賀縣，再折向廣東連山、陽山、樂昌、南雄等縣北境，又南折向連平，再沿和平、蕉嶺等縣南境，再經福建永定、平和、漳浦而東達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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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期到東晉 龍川不斷析土置縣
秦時南海郡設番禺、四會、博羅、龍川4縣。南越國時期，粵東北境內再設揭陽縣。漢武帝平定南越后，將南越地重新劃分為9郡：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終兩漢之世，粵東北境內再未增加縣級建置。
西漢以后，“百越”或“百粵”漸漸從文獻中消失，《后漢書》中已無百越傳記，“須待今日越南，十世紀中脫離中國領土范疇獨立的時代。”（姚大中《姚著中國史》）漢越雜處后，百越民族已漸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華風日盛”。
東漢末年，中原動蕩，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嶺南地區人口快速增長。東漢中期，南海郡（在番禺、四會、博羅、龍川、揭陽、中宿6縣基礎上增設增城縣），總戶數從西漢末的19613戶增加到71477戶，人口增加到25萬以上，與此相應，龍川縣的人口數量也有了較大增長。
何以見得古龍川縣的人口有較大增長？因為它在不斷地析土分縣。在封建時期，把一個大縣分成兩個或更多的新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多增田賦。龍川析縣，說明該縣已是一個民政事務繁雜、稅收事務繁重的大縣。
西晉時期，揭陽縣一度被廢，其地并入龍川縣。從東晉始，在龍川縣的東北和東南地區，不斷地析出新縣，如海陽（今潮州市東）、潮陽（今潮陽市西北）、海豐（今海豐縣）、興寧等縣。（王東《那方山水那方人 客家源流新說》）
東晉時期，粵東北境內的行政建置首次大規模增加，縣級建置一下從秦時的2個（龍川、博羅）增加到8個：龍川、博羅、欣樂（析博羅置）、雷鄉（析龍川置）、興寧、海豐、懷安和義招（即今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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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83年河源建縣
從秦置龍川縣起，到南齊永明元年河源建縣止，河源有697年屬南海郡龍川縣管轄。雍正《廣東通志·沿革》卷五云：“河源地，晉、宋時，屬南海郡之龍川縣。”
南朝齊武帝永明元年（483年），龍川析置新豐、河源。《南齊書·郡志》卷十四羅列了南海郡管轄的各縣，有：番禺、熙安、博羅、增城、龍川、西平、綏寧、新豐、羅陽、高要、安遠、河源。“河源”地名，從此出現。
源城區至今仍流傳著一句俗話：“先有曹古莫，后有河源城”，也說明了河源置縣之前，已經是有一定人口規模的聚落。
河源設縣于山水會聚之處，地處粵東北，是東江重鎮，多為山地丘陵，形勝壯麗，桂山西鎮，東抱土原，各縣俱有奇秀山川，風物宜人，或儼然都會，或為山村小景，人煙輻輳，百姓安居樂業。
初建縣的河源，疆域甚大，包括今和平、連平、新豐、龍門、博羅等縣部分或大部分地區，自唐朝至明朝約1000年間，河源縣的范圍無大的變化。后來析地，分新豐（后改名休吉），又分石城，后來石城又并回河源，不久又析長寧、連平、和平，又割博羅以補其缺。這樣一來，河源縣四境封域，犬牙相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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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縣一度管轄古龍川地
南朝梁天監二年（503年），河源屬梁化郡；南朝陳時，沿襲不變。梁化郡轄欣樂（后來改名歸善，惠州東）、博羅、河源、龍川、雷鄉。
隋開皇十一年（589年），改梁化郡為循州，治所在歸善，下轄河源、新豐、博羅、興寧、海豐。隋大業三年（607年），循州改名為龍川郡，雖用了“龍川”古名，但治所并不在古龍川縣城（今佗城），而在歸善梌山。
隋朝時的河源，疆域達到最大，曾經隸屬的龍川，加入了河源地界，休吉（新豐）也并入了河源的管轄范圍。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隋龍川郡改為循州總管府，管循、潮兩州，循州領歸善、河源、博羅、興寧、海豐、羅陽，龍川縣并入歸善，析河源地置石城縣，貞觀元年（627年）又重新并入河源縣。
此后，河源縣沿革復雜，所屬州郡變化很大。唐太宗時屬循州，中宗嗣圣元年（684年）廢循州為雷鄉郡，天寶元年（742年）改雷鄉郡為海豐郡，乾元元年（758年）又復名循州。貞觀起，循州屬嶺南道，唐咸通三年（862年）起屬嶺南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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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河源多屬惠州轄境
五代南漢乾亨元年（917年），析循州置禎州，州治在歸善，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4縣，龍川、長樂、興寧3縣隸屬循州。此后到明洪武元年，河源與龍川分屬禎（宋真宗時，避仁宗名諱改名為惠州）、循兩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廢循州，其所轄各縣并入惠州府，龍川屬惠州轄。
明代，河源縣3次析土設縣，一次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析河源縣忠信一圖（今連平縣屬上坪、內莞、惠化、溪山）及龍川地置和平縣；一次在隆慶三年（1569年），析河源的岳城池水以西之地（今隆街、田源和溪山的溪西片），及翁源、英德地置長寧縣（1911年改名新豐縣，一些資料說置長樂縣，不確。新豐在隋朝改名休吉并入河源縣后，一直屬河源縣地。乾隆《河源縣志》作“長寧縣”）；最后一次是在崇禎六年（1633年），析河源之忠信二圖（今連平屬油溪、忠信、高莞、九連、大湖、繡緞），以及和平、長寧、翁源地設連平州，河源的地界范圍大幅縮小，人口減少。因此，同年，又割博羅縣的長平都二圖、六圖（今惠州楊村、觀音閣一帶）入河源縣。連平設州后，還曾短暫管轄過河源縣、和平縣。
元至正年間的河源人口，大致可從《元史·地理志五》卷六十二所載揣測一二：元至正十六年（1279年），惠州路總管府所轄4縣，“戶一萬九千八百三，口九萬九千一十五”。
清朝，河源仍隸屬惠州。民國時，河源縣初屬廣東都督府潮循道，1928年屬廣東省第四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設惠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河源屬東江專員公署，1953年屬粵東行政公署，1959年改屬韶關專區，1963年改屬惠陽專區。1988年1月7日撤縣建市，原河源縣劃為源城區與郊區，轄龍川、和平、連平、紫金。1993年11月，撤郊區，設東源縣。
河源縣跟惠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乾隆《河源縣志》說，惠州是嶺東首郡，所屬州縣，只有河源得中央之地，南北相距百余里，東西約300里，臨水坐山，鄰境州縣環繞，居中擅勝，風氣淳良，非各屬所及。
因為地理位置的“居中擅勝”，以及水運的發達，廣府、潮汕、客家以及中原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客家地區的語言體系、民俗民風、建筑風格，積淀了河源獨有的文化特色。
而秦朝時那個幅員甚廣的“百粵軒輶”龍川，2000多年來，因為不斷析土分地，面積是越來越小了。明萬歷年任龍川縣令的文學家孫云翼在《默化堂題名記》里說：“我朝太祖定天下，復龍川為縣”，縣令之下，有縣丞、主簿、縣尉等官吏。至洪武十五年，取消了縣丞之職，龍川幅員，也不復舊觀。令他尤其心中耿耿的，是正德時設和平縣，狠狠地割了境內1/4的土地過去。“龍之削也甚矣！僅當大縣之一鄉。”到了清嘉慶年間，《龍川縣志》修纂者掩卷慨嘆道：“在昔幅員之廣，不啻數倍于今。”
（轉載 2022年5月15日 河源日報河源史志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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